法治的固有含义，是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为目的的，因此，在监察留置规则设计、解释和运用的过程中，应合理吸收《刑事诉讼法》中相关的义务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以补正公权力规制的不足，同时也要考虑到保障人权因素，建立健全留置措施的外部监督机制，塑造符合法治反腐需要的留置规则体系。

以网约车为例，由国务院制定的《网约车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譬如，早晚高峰城市特定路段过于拥堵时，平台可以利用大数据及技术调控限制网约车的进入。

此外，从其要求看，辅助性原则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17]消极面向又称排除干预的面向，旨在保障下位组织的自主决定权。举例来说，滴滴出行构建了星级评价机制，消费者可以在打车后对司机的服务进行评价。五、余论：以新办法规制新业态 在中央提倡推进互联网+行动，发展分享经济的大方针下，对分享经济规制策略的研究更显现实及国家战略意义。然而，在直供类分享经济模式下，此种自我规制的手段也可能失灵，原因是此时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通常是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规制责任分配中，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对立面，似乎应当承担所有的规制责任。

辅助性原则指导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规制权限分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要求： （一）强化中央规制政策的统领地位与引导作用 分享经济规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由中央政府把握，规制措施宜粗不宜细。那么除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因治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可以对当地网约车数量、驾驶员户籍等作严格限制外，一般城市的规制措施应当相对温和、宽松，以契合中央的基本方针，大力支持网约车行业发展。⑩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4日，第2版。

依规治党贯彻法治逻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形式。转换一种表达，那就是在现代政治结构之中，宪法在不同程度上约束着政党，这里的约束既包括了外在的束缚，也包括了对政党内部的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的作用之体现。这就是通过宪法进行的政党内部治理，它揭示了宪法作为国家组织法的功能，在指引、激励和约束政党内部治理的过程中体现着宪法效力。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民主制度化的产物。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明确的民主目标，因而也设计了一系列的规范、制度和逻辑来激励政治活动参与者在政治活动、政治过程中发挥民主作用，实现宪法目标（李少文，2017b）。

执政需要有主体，党作为执政主体，管党治党本身就有完善执政主体、加强执政地位的内涵和功能。党与宪法的融合并非是指党政合一，而是将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与宪法的精神、原则、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相融合，通过政党内部治理发挥宪法效力，实现宪法目标。政党现象、政党地位和政党功能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呈现了不同的形态，也有不同的制度表达形式。强化党的性质与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统一性、一致性符合宪法的民主逻辑。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内部治理可以被忽视，后者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承担执政责任，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具有更为宽泛意义的宪法功能。政党也是重要的权力配置方式，本身也受到宪法约束。（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50）对此，托克维尔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他说：美国的幅员辽阔和居民分散，使政党间之冲突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明显和具有破坏性。

政党何以成为民主的关键元素，又在何种意义上发挥民主功能？这在不同理论体系、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答案。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如何将党与宪法相融合，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重大而艰难的理论任务，也是实践的挑战。

⑦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第2 版。它表现为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纪律。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保证。在现代政党理论中，政党是代表人民，至少是代表一部分分散人民的集体行为的重要载体，是意志形成、传递和表达的中介，它们以参与政治、取得政治职位为目标，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萨托利，2006：82-101）。政党民主制度是宪法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通过政党维持民主政治的运作正是现代民主的要义。这就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治理与自身建设，同样以充分发挥政党民主的功能为使命，来实现宪法设计的目标。④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张恒山，2015，《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133—139页。

党内法规作为党的自我规范体系，它不能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并且要同宪法法律相协调和衔接（秦前红、苏绍龙，2016）。周淑真，2011，《政党政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宪法控制民主，包括制度控制、过程控制和后果控制，通过发挥宪制结构的民主功能、控制政治过程以及校正违宪行为，实现民主和法治的目标。萨托利，2006，《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少文，2017b，《民主宪法的工程学》，载《环球法律评论》第4期，第70—86页。⑤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1980：49）共和国的代议制原则与分权体制可以控制党争，因为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它涵盖了全面从严治党所获得的宪法的激励、指引和约束，以及它对宪法秩序的反作用。尽管确立了处理党与宪法的关系的基调，起草八二宪法仍然面临着是否写明以及如何写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党内民主的开展需要一系列制度平台和通道，这种民主性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结构的一种特点，也是党能够保持其性质、承担其任务、实现其使命的重要基础。

②防御性民主，又译为战斗性民主，是罗文斯坦在1937年提出的概念，这一理念在战后得到进一步制度化，其主要内容正是政党可以被宣布违宪。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过程的重要保障。可见，党内监督的目标十分明确，内容非常宽泛。

政党制度是重要的民主制度。石伟，2016，《党内法规中的刑法——新修订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第16—22页。

简言之，全面从严治党将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凸显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进一步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党中央和党的领袖的权威性，进一步保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被陈端洪教授称为是制宪权主体（主权者）的双重代表结构，是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陈端洪，2008）。将宪法工程的理路运用于理解全面从严治党，首要任务就是厘清民主（包括政党民主）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律，并发掘民主制度所能产生的外在效果和影响。它背后的制度逻辑是政治活力依赖民主，依赖广大党员的支持，依赖人民群众的智慧。

从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举措上进行分析，正是试图发现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与政治过程以及与其他政治主体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分歧在后来的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中亦有不同表现。

通过党内政治生活，保持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活力，防止党的蜕化、蜕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目标，也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主要内容。中国正在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民主形式和政治结构，我们所面对的政党问题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

（托克维尔，1988：150） 麦迪逊的观念和逻辑成为美国政党发展挥之不去的阴影。不仅如此，联邦宪法法院还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和宪法解释为政党的宪法位阶提供更多的依据（张千帆，2001：28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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